1.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唐西市博物馆参观游览。大唐西市博物馆是佳鑫集团在进行地产开发时舍弃商业利益出资建于唐长安西市遗址上的中国首座民营遗址类博物馆，唐代西市遗址是该馆主要馆藏和重要的特色，也是目前丝绸之路上仅存的商业性遗址，具有唯一性。博物馆占地面积15亩，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展览区面积0.8万平方米，其中遗址保护面积2500平方米。馆藏文物两万余件，以西市遗址出土文物和博物馆创办人二十年来精藏文物为主。

大唐西市博物馆设有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特别展览等完备的陈列展览体系。集历史、艺术、民俗、藏友收藏等内容为一体，常看常新。

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展示重点：一层展出了唐代西市东北“十字街”遗址、车辙遗址和部分出土文物；二层常设陈列《大唐西市——丝路起点》是对该遗址的补充说明与引申主要是叙史部分；三层专题展览《丝绸之路“百工”体验》展，主要是几种古代丝路上的传统工艺制作过程，是宣传西市遗址的重要手段；四层《馆藏精品展》是藏友鉴定、交流、观赏的场所。

遗址大厅地面上铸铜的是唐长安城平面图。唐长安城建于隋大兴城的基础上，由鲜卑人宇文恺设计并主持修建的，面积83.1平方公里，是我国唐代即公元

七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随唐长安城的里坊制度将贸易区和居住区分开，然后实行统一管理。在朱雀大街的两侧，设置东西两市，西市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大街各两条，平行交叉成“井”字型，将西市分成九个区域，俗称九宫格。西市街道的宽度约为16米左右，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楼遗址大厅的宽度。西市作为商业市场，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又直通西去丝绸之路的金光门和开远门，市场内聚集着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各地区的胡商，他们在西市开设商铺、酒肆、邸店等场所，使这里成为公元七世纪最繁华的世界贸易中心。

焦木：唐代末年，社会动乱、群雄纷起，长安城不断遭到火灾和战乱的破坏，公元904年，朱温劫持唐昭宗东行时，拆毁长安的建筑，将木料投入黄河送往洛阳，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从此灰飞烟灭，西市也未能幸免于难。您看到的这些焦木便是西市经受火灾之后遗留下来的。

西市的一些手工业加工也需要捣碎原料，像染料、药材、末茶等。这也正是西市出有很多小石臼的原因。还有石磨石碾也是粮食加工工具，主要用来碾磨面粉。西市有不少的食店卖的各种炊饼，就是用这种粮食加工工具磨制成的面粉制成的。

经幢是刻有佛的名字或者经咒的石柱，这一石经幢，上刻文字12行，每行51字，从经幢的铭文来看，是唐宪宗李纯元和十四年的遗物。此时佛教信仰在社会上极为普遍，信众广泛，西市附近出土石经幢，证明它是社会公众活动的重要场所，周围有佛教寺院。

莲花图案的意义一是代表建筑等级高，二是可能与佛教有关，总之不是一般人随便使用的；莲花台座上面原可能安放佛像，也可能是房屋木柱的柱础。

石宝珠顶：宝珠在佛教里代表光明和智慧，很多佛教法器上都有它的造型。这件石宝珠顶很可能是石灯的顶部。

大厅的右墙壁上方，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和文化信息含量最丰富的唐代丝绸之路示意图。“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顾名思义，是以运送丝绸为主的商路，它沟通了古代中国与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路上贸易往来。

这幅示意图上面三条最粗的线为唐代陆上丝路的主干线，从北到南依次称为丝绸之路的北、中、南线。其中也是张骞当年汉代张骞当年出使西域行走的路线，它从长安即现在的西安出发跨过黄河到达甘肃武陵，进入河西走廊，西行到敦煌，敦煌是丝绸之路中国段一个重要节点，丝路由此被分成两条，一条向西北方向，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境内，沿天山南麓，也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沿，经高昌、龟兹、疏勒，越过帕米尔高原到大宛，这就是汉代丝绸之路的北线，唐代称为中线。

从敦煌出发走另一条道路是向西南著名的关口阳关，进入新疆境内，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沿经于阗即今天的和田，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大月氏，即今天的阿姆河中部，这就是丝绸之路的南线，也是唐代的南线。

两汉以后，沿天山以北又增加了一条线路，从玉门关到伊吾就是今天的哈密，弓月城即今天的新疆霍城，渡伊犁河，翻越帕米尔高原过碎叶，也就是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西行，这条线比汉代的北线更北，到唐时就称为北线，而汉代的北线则成了唐代丝绸之路的中线。

三条路线在大宛的木鹿也就是今天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马里，汇合在一起继续向西延伸，一直经过安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到达地中海的东岸。从长安算起，这条东西向交通干线，大约长7000多公里，这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里程。

讲到丝绸之路，我们都会想到在丝绸之路上传播文化、交流学术的著名人物，如法显、鸠摩罗什、玄奘等，特别是玄奘更是丝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也可以称为丝路之魂。在这幅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数个西行僧人的图标连接了当年玄奘走过的路线。

如果问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是长安，但很少有人知道大唐的西市才是唐代丝绸之路的确切出发点。西市与西去丝绸之路的开远门近在咫尺。由于西市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商品集散地。因此，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路，那西市就是商路上运输商品的源头，二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物流体系，没有西市，丝路无货可运就不能称为古代最著名的“商路”；反之，没有丝路，西市的商品也无法向远方异域流传，因此西市应当被视为唐代丝路的真正起点。

丝路不仅是一条欧亚的贸易通道，而且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言民俗、民族宗教等多方面内容的东西交流大动脉，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必将越来越被人们认识，而大唐西市在唐代丝路贸易中的历史地位，也会得到越来越的认可。

石板桥

是为解决跨过水渠的交通设施。这处石板桥东西长5.5米，南北宽1.75米。西市每天车水马龙，商旅行人络绎不绝，交通流量很大。汉代的班固形容汉长安城市场的热闹情景是“人不得顾，车不得旋“，意思是车挤得无法掉头，人多的无法照看。唐朝的西市比汉代市场更为繁华，拥挤程度也必然更甚，所以桥梁必须要做的很结实。石板虽然很大，但为了保险，两块石板之间又有铁卡固定，将两块石板连成一个整体。在女皇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乾陵那样的大型工程也有使用。

道路与车辙印迹

在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进行的发掘工作中，发现有上中下三层路面。在路面上发现有若干条车辙遗迹宽度约为1.3米，与皇宫大明宫、兴庆宫石门槛上的车辙宽度相当。充分说明了唐代继承了秦汉史的制度，规定必须“车同轨“：即在路上隔一段铺一条石门槛，门槛上开有两道石槽，合乎规定的车可以顺利通过，而宽窄不合的车则无法通行，由此可见西市同皇宫一样实行了统一的车同轨制度，也是早期的国家标准化制度的体现。这一段路面处在唐文化的最下面，也就是盛唐时期的路面。道路坚实、车辙明显，使我们可以遥想当年行人如轵、车水马龙的盛况。

观众朋友，了解了丝绸之路路线，观看了当年丝绸之路起点——大唐西市的几处遗址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陈列的第二个部分，进一步了解大唐西市当年的盛景，请上二楼。

根据考古资料和史料记载复原的西市模型让您更直观的了解当年西市的格局和商业形态。西市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占地1600亩。市内有南北向的和东西向的平行街道各两条，街道的宽度均为16米。四条街纵横交叉，将整个市内划成九个长方形，每方的四面都临界，当时的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周围。西市除陆路交通之外，还有比较发达的水运系统。模型中展示的水渠即是贯通西市的漕渠和永安渠。西市行肆众多约有220行，绢行、茶阁、金店、卜肆等。其中一些行肆的经营模式为前店后厂，即店铺的后面为作坊。当时西市中外商贾云集，尤其以西域胡商居多，是名副其实的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中心。

西市遗址出土了很多带字砖和手印砖，意义重大。反映了当时的生产责任制：即在制成的砖背后刻字或压手印。这块砖一旦有质量问题，刻名字或按手印的人就要承担责任，所以在制作时谁也不敢马虎大意，使制成的砖质量很高。

西市遗址发现的瓦当，多为莲花纹样，完整的瓦当其实是个筒状，套在建筑物的椽子头上，起保护椽子和美化建筑的作用。

兽面砖上面印有兽面，取吉祥如意和辟邪的用意，寄托了人们希望建筑长久平安的愿望。

2006年考古发掘发现，西市西大街中部偏南的东侧不远处，不仅出土了一些精美的骨器，还发现有相关加工骨器的遗址等。这里展出的有骨梳、古簪、骨饰原料等。

隋初兴建大兴城，即在城东、西两侧设“都会”、“利民”两市。唐初因为避讳李世民的称谓，改“利民”为“利人”。但因两市分设于城市中轴线之东西两侧，遂称“东市”和“西市”，据说俗语“买东西”即源于此。

唐朝政府在西市设有“西市署”、“平准署”、“常平仓”等管理机构，并派有令、丞等专职管理人员。西市署的主要职能是按时开闭市场、管理交易、主持公道、检查度量衡器等；平准署的主要职能是调控市场物价、稳定市场供给。常平仓则是政府常设以备年荒的粮仓。这种健全的管理体制，维护了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

开市鼓、闭市钲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商业属阴，故“日中为市”，据说这是商代即有的习俗。唐代西市沿此，史料记载西市每天中午12点击鼓三百声表示开市，日落前一个时辰击钲三百声表示散市。展出的这两件鼓和钲分别就是代表西市开始的鼓和闭市的钲。

铜尺、铜秤

尺和秤是市场管理中重要的尺度，凡在市场交易中使用的度量衡器，都要符合官方定制并且要按时校对，经官府用印之后，才可以使用。不合规定的要负法律责任，而对私自制造度量衡器者也要严格处罚。展线上展出的斗、升、石权等都是唐代市场贸易所使用的度量衡器。这为研究唐代的度量衡器制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2006年唐代西市遗址清理过程中，采集到一些釉陶丸，陶丸共计60枚，仅有几枚残破，大部分完好。色彩有两种：一种是黄釉、一种是绿釉；规格也有两种，一种直径2.5cm；一种直径1.2cm。陶丸中空，胎和釉层均较薄，在釉下依稀可见散乱分布的涡纹状的装饰，它与弹球游戏使用的实心弹丸不同，腔内中空，摇动时可以感觉内装有硬核。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珠算工具：算珠。

中国古代一直使用筹算，一般认为珠算萌芽于宋元，至明代才取代筹算成为主要计算方法。西市出土的这些唐代釉陶算珠是一重大发现。它不仅为汉末徐岳所著《数术记遗》一书中提到的“珠算”提供了实物资料，而且为数学界有关唐代可能已有“珠算”的推断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珠算这一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计算工具在西市出现，是当时西市商业极为繁盛的重要标志。

西市商业的繁荣，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易不断扩大，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于是，一些旨在方便交易的金融机构和交易形式便应运而生，如存放钱物的“柜坊”、抵押典当的“质库”、用于汇兑的“飞钱”等，均出现于西市。而西市著名的各种“波斯邸”，则是外国人在西市开设的珠宝古董行，或专为方便西域客人歇脚的旅社，同时还兼营借贷业务。

开元通宝钱

西市的商业活动离不开货币流通。当时的流通货币是开元通宝，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废五铢而改铸“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制作规范，十枚重一两，革新了秦汉以来二十四铢为两的旧制，从此中国的衡制多了一个单位，即一两的10分之一叫一“钱”，也就是一枚开元通宝的重量；又由于每枚开元钱圆径八分，十枚排成一排为唐小尺一尺，十二枚半为一大尺，因此开元钱还可以当尺子用。此外，革新了钱币的名称，唐以前的钱币，多以重量命名，如秦时叫半两和汉时叫五铢都是重量。而自开元通宝开始，首次将“宝”字铸入钱文，并冠以当年的年号，说明这是的货币已经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以及唐人眼里的家中宝。这是古人在钱币认识方面的一大变化。开元通宝在唐代流通近三百年，存世数量较多。

随着中西方交往的频繁，彼此间的商贸往来空前繁盛。由于来华经商的波斯商人和东罗马商人增多，波斯钱币和东罗马钱币流入中国。这枚七世纪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银币，应当是随着丝绸之路贸易而传入中国的。在长安外国货币只作为玩赏或随葬，并不流通。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其他国家的金银货币。

日本的“和同开珎”形制与“开元通宝”如出一辙。唐代，东瀛日本曾先后多次派遣唐使到唐长安，学习中华文化，同时也把铸造开元通宝的技术带回了日本。公元708年日本发现铜矿，这对资源贫乏的日本是一件大事，因此日本在次年改元“和同”以示庆祝，”和“是日本的意思，而“同”与铜相通，“和同开珎”仿照唐代的铸钱技术和工艺，是极为罕见的珍贵货币，目前，这种货币在日本已经不存在。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储钱罐，本身具有满则扑之的特点，即钱满时将扑满扑倒，并凿孔取钱，因此扑满很少有完整保留的。也很少用作殉葬品，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扑满较少，故这件扑满显得十分珍贵。

在钻探西市和附近里坊时，发现永安渠流经西市东侧，漕渠贯通西市，最宽的地方约为34米，深约6米，满足了西市水上运输系统。

观众朋友，了解了西市的概况、管理、金融之后，让我们一同进入第三个部分“百业兴旺铸金市”，了解西市的行肆。

西市的店铺众多，分为不同的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业。唐代商铺一般称为“店”、“肆”，堆放商货的货栈称为“邸”，而产销同类货物商品的店铺集中一处，则称为“行”；据统计，西市至少有一百二十行。商业的系统化和规模化，是西市的一大特点。西市行肆众多，百业勃兴，可谓唐代商品社会的一个典例。西市的繁荣超过了东市，被誉为“金市”。

对格利芬织锦

团裹内饰背对背的两个格利芬，格利芬是古希腊传说中的神兽。它拥有狮子的身体及鹰的头、喙和翅膀。因为狮子和鹰分别雄于陆地和天空，被视为非常有神力的动物，因此以格利芬为装饰题材比较广泛的应用于古代世界。这件织锦上的格利芬形象为鸟首、立耳、狮身、卷尾、带翼。相间的色块突出了神兽的动感，也表现了绵延千年的神话动物的无比神力。团裹外填饰卷草花纹，具有波斯风格。通过丝绸图案，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出现了原本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及佛教艺术的莲花等装饰纹样。

我国是世界上养蚕、缫丝和织丝最早的国家。“螺祖养蚕”、“蚕神献丝”的传说说明其历史悠久，无怪希腊和罗马人称中国为“塞里斯”即“丝国”。这里陈列的玉蚕和丝绸则是中国养蚕缫丝织丝的实物例证。展品中的玉蚕，白皙圆润呈螺旋状，端部钻孔，以便穿系之用。可见当时人们对丝绸及丝绸的源泉——蚕这种小生灵的由衷喜爱。

长宽均40cm，织锦红底，联珠纹团窠中有左右对称的裸身女子，头后倾，面朝上，批发垂髫，带环形耳珰，下肢弯曲，双手向上，合捧一莲花。两窠间饰古粟特文字和联珠，外饰弯月和吉祥符号的图形。具有多元的文化特征。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唐代丝绸品种繁多，有织锦、绫、刺绣、纱罗等，并通过丝绸之路大量输往西方。由于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丝织物的结构、纹样、用料、用色以及工艺技艺都有了突破性进步。这段有西域风格的锦可用于外销出口，但它新奇的图案也会受到长安市民的欢迎。

在玻璃镜出现之前，铜镜在中国有数千年的使用历史。唐代铜镜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三高峰，除了以往的圆形以外，新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方形等镜式。从用途上讲铜镜本用于照容，亦兼有多种用途：如室内装饰、卜算吉凶，用于供奉馈赠及随葬，还用作礼品与表达情感的信物。

装饰手法更有镶嵌、贴金、贴银、螺钿等新工艺。主题纹饰也发生了变化，有很多充满生活气息的内容。在西市铜镜的制作与销售也是一门热门生意，透过这组铜镜，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唐代发达的制镜工艺，，也能真切的感受到当时缤纷绚丽的文化时尚。

唐代的螺钿镜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铜镜”，为唐代特种工艺镜之一。所谓“螺钿”工艺，是指用螺壳与海贝磨制成薄片，根据画面需要而镶嵌在器物表面的装饰工艺的总称。螺钿用来做装饰的历史非常悠久，起源于商代，至唐代，此工艺已成熟，铜镜漆背螺钿，是这一工艺的代表作品。

其做法是镜背涂漆，漆未干时嵌上螺钿，等漆干燥后将凸起的漆层磨平，这样，最后的成品摸上去是平滑的，但却黑白分明，凹凸感明显。这件镶绿松石螺钿鹦鹉纹镜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展出的铜镜中还有一面镶嵌绿松石螺钿折枝花镜，也是采用了螺钿工艺，均为难得一见的唐代螺钿镜。

又称瑞兽葡萄镜。此镜背面图案由高浮雕式的若干瑞兽和葡萄枝蔓组成，形态各异的瑞兽穿梭嬉戏在葡萄藤间，充满了生气。瑞兽是以狮子为原型，经过艺术在创作的特别形象。葡萄经丝绸之路传入长安，它茂密的果实象征着“多子和富贵”。将葡萄、瑞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这枚铜镜有被誉为“凝结亚欧大陆文明之境”。

坩埚是用极耐火的材料所制成的器皿或融化罐，如粘土、石墨、瓷土、石英或较难溶化的金属铁等，是炼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考古工作者在西市遗址中发掘出土了炼铁坩埚，说明西市有冶铜和制作青铜的作坊。

狩猎纹高足银杯

高足杯不是中国传统器形，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已出现并被广泛使用，七世纪前半叶流行于中亚地区，并传入中国。到了唐代，银高足杯风靡一时，中国和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银高足杯约有30多件。这件银高足杯以狩猎场面作为装饰题材。狩猎是唐代封建统治阶级喜爱的体育活动。以这些生活场面作为装饰题材比较常见，除了用于装饰酒器、铜镜、壁画等外，其他日常生活器皿上也多有表现。这件狩猎纹高足银杯上的人物与动物刻画准确生动再现了狩猎弯弓射猎的刹那情景。

带銙是皮腰带上的一种装饰品，兼有实用价值，专用于系佩刀、剑、磨刀石等物。这种北方民族所特有携带生活物品的方式，大约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原，以后形成了制度，无论文武官员均系这种腰带。腰带上饰物多达七种，名为“蹀躞七事”。从唐代起，以带銙的质料、形状、数量、纹饰等辨别等级。从《新唐书•车服制》记载可知：一至三品用金玉带銙，四、五品用金，六、七品用银，并有用数多少的差别。

玻璃器是西市的重要商品之一，被誉为中国金银、玉翠、玻璃、陶瓷、青铜五大名器之一和佛家七宝之一，到了明代已基本失传，只在传说与神话小说里有记载，《西游记》中的沙僧就是因为打破一只玻璃盏而被贬下天庭的。玻璃为一种不透明或颜色暗淡、半透明的彩色玻璃制品。这一组带有波斯风格的玻璃器色彩碧绿，保存完整，五只玻璃瓶大小不一，是较少见的唐代玻璃器皿，应为丝绸使者带来的珍贵器物。